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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档一月 2020

高露洁一款牙膏被指含致癌物 曾在大陆销售

高露洁在美国销售的一款名为“Total”的牙膏被查出含有三氯生,该物质被指可能会导致胎儿畸形,甚至致癌。 CFP图
高露洁在美国销售的一款名为“Total”的牙膏被查出含有三氯生,该物质被指可能会导致胎儿畸形,甚至致癌。 CFP图

据外媒报道,高露洁在美国销售的一款牙膏被查出含有三氯生,该物质被指可能会导致胎儿畸形,甚至致癌。高露洁(中国)告诉澎湃新闻此款牙膏曾在中国销售,但现已停产,并表示其牙膏均是依据国家和国际标准生产的,能保证安全。

据彭博社8月11日的报道,高露洁在美国销售的一款名为“Total”的牙膏含有三氯生,而从今年五月起三氯生就在明尼苏达州被禁用于多种商品,因其被认为可能导致胎儿畸形,甚至致癌。高露洁回应称,这款牙膏于1997年已通过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的检验程序,能保证安全,而三氯生对于人体的毒害,高剂量摄入的情况下才会出现。

高露洁棕榄(中国)有限公司对外事务部经理侯乐告诉澎湃新闻,其旗下的Total牙膏(在中国市场上译名为“全效牙膏”)曾在中国大陆销售,但现已停产,目前在大陆销售的高露洁其他系列牙膏中不再含有三氯生,但他同时表示,目前高露洁全效牙膏仍在香港和台湾销售。据香港《南华早报》8月13日报道,香港海关在获悉牙膏中含有三氯生成分的消息后,已开始对高露洁公司的资料进行检查。

据《中国企业家》的消息,大陆高露洁全效牙膏是在2011年11月停产的。侯乐称之前也遇到过三氯生遭质疑的事情,但他表示高露洁的牙膏都是按照国家和国际标准生产的,是非常安全的。

三氯生(Triclosan,又译为“三氯沙”)是一种合成的广谱杀菌剂,能够杀灭细菌和真菌,主要用于消毒香皂、漱口水、牙膏等个人护理品。但一些动物实验表明,三氯生可能会扰乱内分泌,影响激素水平,具有潜在的危害。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和科罗拉多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三氯生在细胞水平上会阻碍肌肉收缩,导致鱼类游行缓慢,小鼠的肌肉力量减弱。

FDA在2012年发布的消费者指引中,对三氯生的安全性评价为:“目前,尚无实验数据证明三氯生是对人有害的……虽然,有动物实验显示,它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动物的激素水平,但没有证据表明它会对人类产生类似作用。”

中国口腔清洁护理用品工业协会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国家轻工业牙膏蜡制品质量监督检测中心常务副主任孙东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三氯生40多年前开始被应用于医疗器械消毒,作为防腐剂添加到牙膏中也已有超过20年的历史。我们目前认为,只要严格执行了国家标准,牙膏中的三氯生并不会危害人体健康。”

澎湃新闻在世界卫生组织下属的国际癌症研究所的数据库中查询后发现,在致癌物列表中并没有三氯生,而美国环境保护局也将其划分为“不可能成为人类致癌物”一类。中国从2009年2月1日开始实行的牙膏新国家标准(GB8372-2008)中,三氯生被列入允许添加的防腐剂中,但用量不得多于0.3%。

近年来,三氯生是否致癌屡屡引发争议。2005年4月15日,据英国媒体报道,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Peter Vikesland博士的研究显示,三氯生会和自来水处理过程中残留在水中的氯气反应,生成氯仿,而氯仿被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标为“可能致癌物质”,因此该媒体提醒读者谨慎使用含有三氯生成分的牙膏等日用化学品。这一研究结论也被多家媒体引用,作为三氯生可能致癌的例证。而4天后,Peter Vikesland博士发表声明对此进行解释,他表示该实验是在实验室条件下进行的,现实生活中能否发生是未知的,另外他也没有使用含三氯生的牙膏进行实验。

  来源:澎湃新闻网

(原标题:高露洁一款牙膏被指含“致癌物”,公司承认曾在中国大陆销售)

北京地铁六号线昨现故障 晚高峰乘客短暂滞留

本报讯(记者杨琳实习记者刘睿谢义姝) 昨天下午近6点,地铁六号线车公庄西站道岔发生故障,导致前往草房方向的列车晚点,间隔时间较长,不少乘客滞留在地铁站内。6点40分左右,故障修复,运营秩序逐步恢复。

昨天下午6点20分左右,北京青年报记者来到地铁六号线呼家楼地铁站,此时地铁六号线开往草房方向的等待区域已经人头攒动,很多屏蔽门前都站了三列人,每列大约十一二位乘客,队伍排出五米开外。而前往海淀五路居方向的列车屏蔽门前人流稀少,列车并未受到太大影响。地铁站内,站台上的广播和显示屏不停播出最新信息,称由于设备故障,列车间隔较大,部分列车晚点。很多地铁工作人员来到站台维持秩序。

不少乘客面露焦急,不停追问地铁工作人员下一趟列车多长时间到,“已经有十多分钟没来了。”一位乘客说,平时这个时间段地铁三分钟就会来一趟,如果地铁还不来就回到地面坐公交车。由于列车间隔较长,一些乘客返身向地铁出口走去。“根本上不去呀。”另一位乘客说,目前等待乘客太多了,就算车来了也挤不上去。这位乘客决定乘坐相反方向的列车,坐到人较少的站下车,再往草房方向坐车。一些进站后不愿意乘坐其他交通工具的乘客也纷纷前去乘坐开往海淀五路居方向的列车。晚7点左右,列车运行逐步恢复正常。

昨天下午5点51分,北京地铁官方微博称,地铁六号线车公庄西站因道岔设备故障,致使白石桥南至车公庄西上行列车间隔较大,部分列车晚点,由此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随后又发出微博称,六号线部分重点车站客流量较大,换乘站平安里站采取限流措施。下午6点49分,北京地铁微博称,6点43分,六号线车公庄西站道岔故障修复,运营秩序逐步恢复。

(原标题:地铁六号线昨现故障 晚高峰乘客短暂滞留)

长沙25天2000余名司机车窗抛物被查

8月起,长沙集中整治车窗抛物等交通违法行为。期间,三湘都市报收到了30多名市民、网友的举报;交警支队也收到22起有效的车窗抛物举报。25天内,长沙交警支队共查处了2018起车窗抛物行为。如果你拍到了车窗抛物的视频,不仅能向交警部门领取100元现金奖励,还可以@Hi都市报领奖哦!

本报8月25日讯 8月,本报和长沙市交警支队向市民发起邀请,请大家抓拍车窗抛物行为。截止到目前为止,三湘都市报已收到了30多名市民、网友的举报。交警支队也收到有效举报22起。今天下午,交警公布了市民举报的车窗抛物视频。

举报市民领到本报精美礼品

网友@归途27向@Hi都市报微博举报了4起违法车窗抛物的行为。并成功领到了本报送出的360wifi和柠檬杯。@归途27说,自己拍这些视频,主要是因为确实很反感车窗抛物这种行为。“我老婆也喜欢往窗外乱丢东西,为了不让她乱丢,每次她一上车,我就把副驾驶的车窗给锁死。”

市民潘先生向窗外丢烟头时,就被后面的行车记录仪抓拍并举报了。“我被拍到之后才知道,以后别人拍到的都算违章。”潘先生说,他以前图方便,开车抽烟确实习惯把烟头丢到窗外,总觉得“不算什么大事”。但为了防止再被行车记录仪拍到,他只好在车上放了个小垃圾桶,“买个垃圾桶10多元,被拍一次要罚100元。”潘先生说,还是买垃圾桶划算。

收到通知的市民快来领奖

如果你拍到了车窗抛物的视频,不仅能向交警部门领取100元现金奖励,还可以通过微博或微信发送照片、视频给@Hi都市报。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精美礼品。活动自开展以来,本报@Hi都市报微博收到举报8起,Hi都市报微信收到市民举报30多起,收到我们领奖通知的市民快来本报领奖品吧。

■记者 张明阳 黄娟 实习生 黄亚琦

延伸

车窗抛物九成为男性

8月1日到25日,长沙交警支队共查处了2018起向车窗外抛物的违法行为。其中2002起都是驾驶员抛物,只有16起是乘车人向车窗外抛物。在这些违法者中,有90%为男性,被抛出的车窗垃圾主要是烟头和槟榔渣,也有少数包装袋和纸屑等。

目前,长沙交警支队共收到市民举报向车窗外抛物的视频近50起,有22起为有效举报。

长沙市交警支队处罚教育科民警杨哲提醒市民,拍摄视频时一定要能看清车牌号、车型,视频要能够准确地说明违法时间和地点,并能清晰地看到车窗抛物的违法事实。此外,在拍摄后3个工作日内到交警部门举报才算有效。暂不接受网络举报。

广州白云区原书记受贿逾300万获刑11年半(图)

昨日下午,广州市白云区委原书记谷文耀受贿案在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谷文耀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六个月,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60万元。谷文耀在宣判后表示,自己将和律师商量是否上诉,并在庭后与到场的家属一一握手道“保重”。

辩方三点异议被否决

15时,谷文耀被带入法庭接受宣判,身着看守所衣服,手被手铐铐住,两手紧握抱拳托着眼镜,在进入法庭时看到家属的瞬间,谷文耀只是轻轻点了一下头,然后就走进了被告席里,全场都很平静。

法院审理查明,2003年至2013年,被告人谷文耀在担任中共广州市白云区区委书记、广州市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作委员会主任期间,在干部职务调整、提拔任用、工程承包、施工管理等方面为钟某等人谋取利益,多次非法收受对方财物合计229.405万元人民币、13万港元、1.44万英镑以及价值100万元人民币的“干股”。

在庭审中,其辩护人主张被告人谷文耀具有《刑法》及最高院司法解释规定的自首情形;同时也没有实际获得价值100万元人民币的“干股”,该行为不属于已经发生了实际转让的情形;辩护人还主张被告人谷文耀以卖旧房款项充抵了其向陈某所借的30万元人民币。一审法院对控辩双方所提供的证据依法进行了质证,对其辩护人所提的主张不予采纳。

当庭未表示是否上诉

法院认为,被告人谷文耀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谷文耀归案后如实供述受贿事实,并能全部退赃,具有悔罪表现,予以从轻处罚,依法判处谷文耀有期徒刑十一年六个月,并处没收个人财产60万元人民币;依法没收扣押在案的赃款2435708.56元人民币和13万港元,上缴国库。

宣判结束后,法官询问谷文耀是否上诉,谷文耀表示,自己要跟律师商量后才能做出决定,随后法官宣布退庭。

庭后,谷文耀家属提出跟谷文耀说几句话,经过法官和法警同意后,到场的谷文耀家属一一上前跟谷文耀握手,互相用粤语说“保重”。谷文耀的儿子还与谷文耀低声商量是否要上诉的问题,整个交谈时间长约1分钟。

谷文耀的代理律师对记者表示,法院此次判决量刑过重,将和谷文耀及其家属商量后,做出是否上诉的决定。

(原标题:白云区委原书记谷文耀获刑11年半)

基层公务员成重点受巴结对象:收你钱财给你关照

基层环保部门执法者,3000元、5000元的红包随手就收,甚至彼此之间互不避讳帮忙代收转交;基层查违部门执法者,票子、房子、金子,样样都敢收,还不少收……手握实权的基层执法人员,官虽不大,但却有着足以扼住企业咽喉的权力,并借此吃拿卡要。而更为严重的是,这类“蝇贪”问题带有群体性。 

《经济参考报》记者近期调查发现,不仅环保系统,很多领域的基层公务员,由于手握执法权,虽然级别低,但却成为违法违规者重点巴结的对象。“收你钱财,给你关照”成了基层执法者与企业之间一种心照不宣的“潜规则”。而在这种“潜规则”下,制度、法规形如废纸。

卡住辖区内企业的咽喉通吃大小红包各类礼品

有些基层工作人员,手中的权力不算大,但擅长运用的话,足以卡住辖区相关企业的咽喉。他们大小红包各类礼品通吃,但互相之间并不避讳,以至于受贿还带有群体性。据办案检察官说,在传统节日,送礼的送得理直气壮,收礼的收得心安理得。这是一种利益的互换,是一种细水长流的腐败。

“某公司老板黄某请我吃饭并给我送了一个装有3000元的牛皮纸信封、某公司总经理杜某到我办公室送给我一个装有5000元人民币的白色信封 、 某 公 司 老 板 梁 某 请 我 吃 饭 并 送 我 一 个 装 有3000元港币的信封、某公司老板邝某请我吃饭并送我2000元人民币、某公司总经理袁某在我家附近给我送了一个装有3000元人民币的信封……”仅2013年中秋节,深圳宝安区环境保护与水务局执法员梁某就收了多个红包。

2014年上半年,深圳检察机关查处环保系统受贿案9件9人,目前正陆续进入审查起诉环节,其中2人已被提起公诉。

办案检察官告诉记者,2014年上半年查处的9名环保部门基层公务员,无一例外都存在过年过节大肆收受辖区内企业红包礼品的情况,“少则价值一两千,多则上万元。”

除现金外,梁某还在2013年中秋和2014年春节收到企业送上的两部iphone手机。宝安区环境保护和水务局环境监督科副科长谭某供认称,除了收受红包外,还多次收受了辖区内企业送的购物卡、名酒等。

办案检察官说:“收受红包礼品在这些人员之间并不是秘密,甚至还多次出现代收转交的猖狂局面。”

“在传统节日,送礼的送得理直气壮,收礼的收得心安理得。”办案检察官说,“这是一种利益的互换,是一种细水长流的腐败。然而由于数据偏多,加上人员流动等,导致办案人员难以核实一些细节。”

一位办案检察官用“蝇贪”来概括这些涉案人员的特性:这些人都是正式的国家公务人员,但级别不高。他们都是基层工作人员,手中的权力不算大,但擅长运用的话,足以卡住辖区相关企业的咽喉;他们每次收的钱都不算太多,最常见的是三五千左右,但累计起来往往能达到数万甚至数十万元;他们大小红包各类礼品通吃,但互相之间并不避讳,以至于受贿还带有群体性。

“红包开道”查违者成为护违者违建泛滥“收你钱财给你关照”

“个别协管员收红包的胃口比正式工作人员还大。”龙岗区检察院检察官廖芸说,这些落马的正副队长考虑到自己仍有发展空间,受贿时有所掂量,“不是所有的钱都收”,但临聘人员似乎无此顾虑。观澜执法队协管员李政庇护一处违建顺利完工,收取了100多万元好处费,因此于2014年7月被判处12年有期徒刑。

记者发现,不仅环保系统,很多领域的基层公务员,由于手握执法权,虽然级别低,但却成为了违法违规者重点巴结的对象。“收你钱财,给你关照”成了基层执法者与企业之间一种心照不宣的“潜规则”。而在这种“潜规则”下,制度、法规形如废纸。

记者从深圳市人民检察院了解到,2013年至今,深圳共有15名街道查违人员因在查违中涉嫌职务犯罪被检方审查起诉,收受的贿赂从几万元到上百万元不等。

2008年底,某市政工程有限公司承包了大鹏新区葵涌街道的拆违工程,为获取非法利益,公司老板徐某某经常弄虚作假。而负责审核工程量的大鹏新区葵涌街道综合执法队队长张庆云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怎么报就怎么签”。在拆除一个虾苗厂时,对方报了1400多平方米的工程量,张庆云明明记得该虾苗场只有400多平方米,觉得“做得太过”,对方却嘿嘿地笑不解释,张庆云还是按照报的工程量审批了。徐某某先后送给张庆云人民币4万元、港币30万元。

2014年8月,检方指控大鹏新区葵涌街道综合执法队队长张庆云在2008年至2012年期间利用职务之便,为违建者谋取利益,收受6名当事人贿赂共计现金人民币19万元、港币30万元。其中包括在审查拆除违建工作量时放任相关拆除公司虚报工作量,向违建者承诺没有投诉即可继续违建导致违建顺利完工等。

黄某某欲将一处私宅拆旧盖新,打地基时,新安街道执法队责令其停工。黄某某请求执法队长严太龙关照,送上一块重500克的周大福金块。地基打好后,执法队又到现场要求停工,黄某某又送上300克周大福金块。经鉴定,这些金块价值人民币31万余元。于是严太龙“没有太为难他”,至案发时,该违建已建到11层。

2014年2月,检方指控宝安区新安街道执法队队长严太龙放纵行贿人在其辖区内肆意违建,并帮行贿人优先承接违建拆除工程,受贿74万元、黄金800克。

2013年11月,大鹏新区大鹏办事处党工委委员、综合执法队队长张耀坤被提起公诉。检方指控其在查违等过程中受贿61.3万元。

除上述这3位执法队正职干部外,2013年至今,还有6名执法队副职干部因查违中涉嫌职务犯罪而被查处。他们是:宝安区观澜街道执法队副队长卢少育、宝安区沙井街道执法队副队长黄伟良、龙华新区民治办事处执法队副队长艾程、龙华新区民治街道执法队副大队长吴某青、大鹏新区葵涌办事处规划土地监察副大队长谭巧雄、大鹏新区葵涌街道执法队副队长连立新。

其中,龙华新区民治街道执法队副队长艾程为违建者提供庇护,在执法检查时走过场,获得违建者送上的一处100平方米、价值80万元的旧改房。

“个别协管员收红包的胃口比正式工作人员还大。”龙岗区检察院检察官廖芸说,这些落马的正副队长考虑到自己仍有发展空间,受贿时有所掂量,“不是所有的钱都收”,但临聘人员似乎无此顾虑。观澜执法队协管员李政庇护一处违建顺利完工,收取了100多万元好处费,因此于2014年7月被判处12年有期徒刑。

检方表示,违建者称,“送了钱,对方就会少查、不查”。因此查违“猫”和违建“老鼠”之间已形成了“互利互惠”的默契。

而记者采访了解到,除了环保、查违部门外,海关、质监、税务、教育等多个系统的具有实权的基层公务员都存在收受红包的贪腐行为。

今年3月以来,深圳皇岗海关物流监管处8名科级干部因涉嫌放纵走私罪陆续被检察机关立案侦查。

“以前办过一个案子,一个安监站的工作人员,到工地上走访,工地最少要给2000元红包,有时一天能走4个工地。一年就能收了几十万。”一位检察官说。

一位建筑施工企业项目经理告诉记者,“每回做项目,都得请质检站的人吃饭,送红包。这样,他们来检查时,就不会刁难我们,随便看看,就过关了。”

而一位美容院的财务负责人说,“有的时候我们‘进贡’晚了,税收专管员就打电话给我,美其名曰是问我最近企业经营情况为什么不太好,交税少了,实际上就是等着我明天给他送红包。”

违规执法将“黑”企业洗“白”“蝇贪”手握实权不作为乱作为

2013年11月底,宝安区环境保护与水务局执法员张某在执法大检查时,采集了某公司的废水处理设施排水口水质样品,准备送去检测。该公司负责人立即打电话过来,明确说其公司的水质“不达标”,希望张某帮忙“处理”一下采集的水样。张某心领神会,将放在执法车上的该公司水质样品瓶内的大部分水样倒掉,并加满矿泉水,使该公司的水样顺利“达标”。

“必须和环保部门搞好关系,希望他们对我的污水运营项目和我负责的污染企业关照一下。”一位环保科技公司负责人说。

环保执法人员本应致力于保护环境,然而在“潜规则”下,这些“蝇贪”却放任行贿企业大放污水。他们究竟是如何“关照”行贿企业的呢?

———违规办理环保批文。有市民多次投诉有污染源导致其住宅区周边长期弥漫着一股刺鼻臭味。“当时这个群众投诉可能导致该工厂停止生产甚至搬迁”,深圳南山区环保与水务局执法员李某供认说,环保人员检查时发现该企业没有办理环保审批手续,但在“潜规则”之下,李某帮助该公司办理了环保批文,并“热情”地到该公司现场指导如何应对群众投诉和环保检查。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某工程公司在施工中,因违规超时施工,被南山区环保与水务局执法员李某多次下令整改,该工程公司董事长罗某约李某吃饭,李某暗示要他给红包。“我们工程中确实有超时施工等违规行为,工地如果不超时施工就赶不上工程进度,没送钱的时候他经常给我们发整改通知书,影响我的工程进度;给他送钱之后,工地就能在晚上超时施工,也没有被开罚单处罚了。”对此,李某也供述称,“我在他违规施工的时候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万一有人投诉他,我可以先打电话告诉他赶快停止施工,这样他就不会被查到了。”

———掉包水质样品。2013年11月底,宝安区环境保护与水务局执法员张某在执法大检查时,采集了某公司的废水处理设施排水口水质样品,准备送去检测。该公司负责人立即打电话过来,明确说其公司的水质“不达标”,希望张某帮忙“处理”一下采集的水样。张某心领神会,将放在执法车上的该公司水质样品瓶内的大部分水样倒掉,并加满矿泉水,使该公司的水样顺利“达标”。

如果样品已被送进了检测站,也依然有办法“操作”。如2012年5月某公司运营的一个项目的水样被采集送进了检测站,该公司经过自己化验发现指标超标,于是公司负责人赶紧打电话给宝安区环境保护与水务局下属环境监测站的站长李某,李某则直接去了样品保管室,用自来水稀释送来检测的样品,确保样品检测“达标”。

———修改检查笔录。2013年中秋前,宝安区环境保护与水务局执法人员在检查中,发现某公司有扩大生产规模,其增设的工艺违反了环保规定。检查完的第二天,该公司总经理即找到执法员梁某,希望能在检查笔录中给予关照。执法员梁某马上答应,并在检查笔录中删除了关键字眼。

———降低检查频率。“送钱后,执法员就没有经常来查厂了。”一位行贿人员坦言,“在现场监测中如果发现我们公司运营的项目有问题,他们会在现场向我提出,我会立刻安排人员进行整改。如果不是对我关照的话,他们也可以按照规定制作笔录,向我公司直接开出罚款单。

权力缺少监督滋生腐败“蝇贪”成群危害如虎

不少刚进入公务员队伍的年轻人,就是被这种风气带坏了,对红包习以为常,没有红包反而觉得不正常。“蝇贪”群出,不仅滋生了“送票子”的畸形社会风气,同时也搅浑了基层公务员队伍,若不及时扭转这种局面,小苍蝇迟早会被养成大老虎。

在基层执法检查中,对一个企业多查几次还是少查几次、怎么查、查到了怎么处理,实际上是一种隐性的权力。

正如一位行贿人员说:“他们可以通过各种手段卡我。”于是企业“送钱”与“没送钱”、环保部门工作人员“关照”与“不关照”,便成了一道选择题。

“只要有权力存在,一旦监督管理不到位,就难免会出现腐败。”一位办案检察官说,“‘蝇贪’单个看来似乎不大,但常常群体性发案,危害不小。”

办案检察官认为,基层公务员平时不容易引起社会的关注,加上行受贿又往往限于在企业与工作人员之间,次数较多但数额零散,也造成了基层腐败问题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发现难、查证难。“例如教育腐败,一般来说,单个家长的行贿金额不会很大,即便抓到受贿者也很难重罚。往往行贿家长又不愿意举报,要找到很多行贿的家长,共同指证同一个受贿者很难。”

正因如此,一旦监督长期缺位,势必造成一些潜规则盛行,违法人员胆子越来越大,各种违法违规的形式层出不穷。

检察官说,不少刚进入公务员队伍的年轻人,就是被这种风气带坏了,对红包习以为常,没有红包反而觉得不正常。“蝇贪”群出,不仅滋生了“送票子”的畸形社会风气,同时也搅浑了基层公务员队伍,若不及时扭转这种局面,小苍蝇迟早会被养成大老虎。

基层公务员直接与企业、群众打交道,是法治政府、廉洁政府的“第一道门面”。在“打虎拍蝇 ” 当中 , 应当加强对“微权力”的监督约束,杜绝基层“微权力”寻租。这样才能让基层群众真切地感受到反腐带来的清新之风,净化社会风气。

山东贪官幕后经营“卖官夫妻店” 日均受贿万元

5年受贿116次,总额858万余元,其中收受41名下属买官贿赂739万余元,占其受贿总数的86%。 

15日,中共菏泽市委原常委、统战部原部长刘贞坚受贿案由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法院经审理认定,刘贞坚犯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扣押在案赃款人民币333万元依法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其余赃款525.1579万元继续追缴。 

卖官“生意”讲“诚信”日进万金 

1962年出生的刘贞坚是山东省高唐县姜店乡八刘村人。2006年以来,他先后任巨野县委书记,菏泽市政府副市长,菏泽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

在任巨野县委书记期间,刘贞坚开始收钱卖官。在他主政巨野县后期,一些干部不再用心工作,而是一心忙于送礼跑官,个别干部对买官的痴迷到了近乎疯狂的地步,严重破坏了当地的政治生态。 

据统计,向刘贞坚买官的干部中,有副县级干部7人,县直部门一把手10人。巨野18个乡镇党委书记中,只有1人没给刘贞坚行贿送钱。 

刘贞坚收钱,主要收党政干部的钱,尽量避免收企业老板的钱。他觉得收党政干部的钱更保险,不会检举揭发自己。而刘贞坚的落网,却正是因为他一度认为最安全、最可靠的两名领导干部被捕案发。 

为确保安全,刘贞坚精心挑选那些各方面表现尚可,有可能被提拔的干部作为敛财对象。他还有一套“诚信”法则:事办不成不收钱,收了钱一定要办成事。对那些收了钱没办成事的,他还会想方设法进行“补偿”。 

正是因为这种“高度诚信”,有些干部对刘贞坚的办事能力深信不疑,刘贞坚的“生意”越做越大。他抱着侥幸心理,认为自己在县里一言九鼎,这种交易神不知鬼不觉,从而在卖官的邪路上越走越远。 

从刘贞坚在2007年到2011年每年收受贿赂的轨迹中,不难看出他的“胃口”越来越大:2007年,收受10万元;2008年,62.9万元;2009年,87.5万元;2010年,227.4万元;在即将调离巨野县、到菏泽市任职的2011年,受贿金额竟高达473.9万元,平均每天1.3万元,可谓“日进万金”。 

台前幕后经营“卖官夫妻店” 

巨野官场流传着“想办事、找大嫂”的说法,这个“大嫂”指刘贞坚的妻子江某某。1962年出生的江某某曾任菏泽市公安局机关党委副书记、巨野县公安局挂职副局长。她与刘贞坚共谋共贪,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贪内助”。 

江某某喜欢权力带来的荣耀,用她的话就是“特别享受当县委书记夫人的感觉”,陶醉在分享权力的快感之中。对于干部行贿,她不仅来者不拒,有时甚至还索贿。刘贞坚前脚找干部谈了话,暗示提拔,后脚江某某就去找这名干部要钱,称“困难很大,书记需要跟上面沟通”。 

刘贞坚和江某某一个台前、一个幕后,一个卖官、一个敛财,开起了“卖官夫妻店”。刘贞坚任巨野县委书记时,多次在各种会议上讲要对干部进行大交流、大调整,且声称是“历史上调整面最大的一次”。而江某某则利用各种场合向外界透露人事调整信息,她时常有意无意地放出口风,例如,对一些干部说“最近要调整干部了,书记对你评价不错,你得好好表现啊”等等,让这些干部感到自己升迁有望,而为了早被提拔,就给江某某行贿。 

因贪污及挪用公款罪已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6个月的巨野县田桥镇原党委书记孔庆国,6次通过江某某向刘贞坚行贿111万元。 

孔庆国想调到一个“油水大”的乡镇,曾带着3万元现金到刘贞坚办公室,被刘贞坚拒绝。虽然碰了一鼻子灰,但他并不死心,他认为自己送钱的渠道和方法有问题,继而转走夫人路线。他了解到江某某爱打羽毛球,就摸准时间,在羽毛球场地附近蹲点等候江某某。敲开了江某某这扇“门”,孔庆国很快由镇长调为镇党委书记。 

为了能晋升副县级,2010年下半年,孔庆国又送给江某某一个“大礼包”。这次孔庆国把钱装在一个运动包里边,见到江某某就向她要车钥匙,说嫂子有点东西我给你放车里。不过这一次由于推荐票较少,孔庆国未能如愿。刘贞坚本想把钱退还,但孔庆国坚决不要。因为当时刘贞坚已准备调到菏泽市,他要买一个“绩优股”。高调的孔庆国在公开场合从不避讳和刘贞坚的亲密关系,使得一部分人看到了送礼买官的好处,很快出现了一批像孔庆国一样善于“活动”、精于“关系”的干部。 

在刘贞坚的“卖官所得”中,除了两笔10万元以外,其余都是通过江某某收的。江某某也因此受到法纪的严惩。 

把县财政当做自家钱袋 

办案人员介绍,刘贞坚花公家的钱成习惯,县财政的钱就像自己的钱袋子一样,只要家里有发票,就拿去报销。在他眼里边,各种财政纪律、各项监督制度都形同虚设,他没有放在眼里,更没有放在心里。 

办案人员在巨野县委查账时,发现刘贞坚报销的多笔发票用途不明,而刘贞坚本人也不能给出合理解释。 

对于不能在财政报销的单据,刘贞坚就找企业报销。一家公司负责人反映,刘贞坚曾拿去一沓发票说是办公用品,需要企业给处理。这些发票数额较大,且是家具、影视器材、眼镜什么的。“我们比较为难。但刘贞坚又多次打电话催,拖了4个月只好给他处理了”。 

据了解,目前,刘贞坚案涉案的行贿买官人员已全部受到党纪国法的严肃追究。山东省提出,今后在买官问题上,实行买卖同查,涉及行贿买官,一律给予调岗、免职、降职等处分。

编辑:SN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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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完成全球海拔最高公路隧道 耗资约11.5亿元

原标题:中国完成全球海拔最高公路隧道 耗资约11.5亿元

资料图:川藏公路北线。新华社记者 刘续 摄资料图:川藏公路北线。新华社记者 刘续 摄

参考消息网11月12日报道   印媒称,川藏公路上全球海拔最高的公路隧道的修建工程日前完工,这项工程耗资约1.7亿美元(约合11.5亿元人民币),能够将四川到西藏的时间缩短两小时。

据《新印度快报》网站11月10日报道,这条双向两车道设置的隧道自2012年起开工建设,将于明年正式开放通车。7公里长的隧道位于海拔6168米处,穿越了雀儿山的主峰,将从四川成都到西藏那曲的时间缩短了两小时,并且规避了这条公路上最危险的路段。

报道称,隧道通过只需要10分钟,日通车辆将达到4000至5000辆,而现在仅有1500辆左右。

据官方的新华社报道,甘孜藏族自治州现有的40公里长的险峻的山区公路贯穿需要两小时,而且伴随着雪崩和坠石的危险,更不用说极度寒冷的气候和极低的氧气水平。

这一项目的总工程师姚志军说:“这是中国铁路总公司有史以来修建难度最高的隧道。”

报道称,建于1951年的川藏公路是中国在西藏修建的第一条公路,目前该地区有两条主要公路,青藏公路和川藏公路。(编译/张琳)

来源:参考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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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县设市20年后大提速 还有多少县长排队升市长

 

华夏时报(公众号:chinatimes)记者 杨仕省 北京报道华夏时报(公众号:chinatimes)记者 杨仕省 北京报道

4月,撤县设市再次大规模开闸,陕西、浙江、湖南、四川等省陆续发布了县设市消息。4月10日,神木县设立县级市获批,11日玉环县设市获批,12日宁乡县、隆昌县设市均获批。

“此轮大规模县改市,实际是为了给一些过去已经成长为市的县正名,顺应了城市化发展、人口分流的需要,中国需要相当数量的市。”4月20日,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大部门体制改革研究”课题组专家贾义猛告诉《华夏时报(公众号:chinatimes)》记者,在政府的功能定位上,县多是以农业为主,市则以非农业为主,市比县享有更多的权力,更有优势。

“撤县设市不是地方官员一厢情愿的,只有达到硬性指标,才构成撤县设市的条件,对GDP水平、一二三产业比重、人口密度、非农业人口达到城市化的标准等都有严格的规定。” 4月20日,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汪玉凯在接受《华夏时报(公众号:chinatimes)》记者采访时称,市管县不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只是到今天它的弊病暴露出来了,“最明显的是有的市管县变成了市卡县、市压县,进而影响县域经济的发展”。

据汪玉凯介绍,最近这十年,有很多的县达到了设市标准,因此申请撤县设市的越来越多了。“过去撤县设市控制比较严,今天同样也不能降低指标。”汪玉凯称。

撤县设市提速

从4月10日至今,浙江玉环、河北平泉、四川隆昌、湖南宁乡、陕西神木和贵州盘县撤县设市相继获批。这是撤县设市自1997年暂停之后再次“开闸”审批。

所谓撤县设市,指将符合条件的县提升为县级市,由省直接管辖。据贾义猛介绍,这项改革由来已久,1986年民政部规定设置市的建制标准。1993年民政部对撤县设市有了更详细的标准,包括细化了人口、GDP、财政收入等指标,随即迎来一波撤县设市的热潮。

到1997年国务院决定“暂停审批县改市”,直到2010年2月官方才提出,把人口、经济、财政、税收及城市建设达到一定规模和标准的县,适度改设为市。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完善设市标准,严格审批程序,对具备条件的县可有序改市。201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再次提道,“完善设市标准,严格审批程序,对具备条件的县可有序改市。”

今年全国两会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将“支持中小城市和特色小城镇发展,推动一批具备条件的县和特大镇有序设市,发挥城市群辐射带动作用”列入2017年重点工作任务。贾义猛说,此次再度开闸撤县设市的审批,既是十八大以来的新型城镇化政策推动所致,也是顺应中国城市化发展的需要。

事实上,除已公布的,正冲刺撤县设市的县还有很多。

《华夏时报(公众号:chinatimes)》记者从四川有关部门获悉,四川省内就有多个正在冲刺撤县设市,包括泸州市合江县、阿坝州九寨沟县、凉山州会理县、遂宁市射洪县、绵阳市三台县、南充市南部县等。

除了四川,2017年初多个省提出加快撤县设市的步伐,包括陕西、湖南、青海、江西等省。青海省提出今年将加快共和县、同仁县等8个县的撤县设市工作,安徽有17个县明确提出努力撤县设市(区),江西省今年3月提到鄱阳实施撤县设市。

撤县设市政策在2013年开始松动。这一年,吉林扶余、云南弥勒、青海玉树获批撤县设市。2014年仅有云南香格里拉获批撤县设市;2015年四川康定、广西靖西、云南腾冲、四川马尔康、黑龙江东宁依次获批;2016年,黑龙江抚远、江西庐山、云南泸水依次获批。相比之下,撤县设市今年算是大规模开闸,截至4月20日已披露的县改市多达6个。

“撤县设市是指遵循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和趋势,将符合条件的县制改为市制。”贾义猛认为,既要看到在快速城市化的发展背景下,确实存在传统县制无法更好地满足现代城市治理的客观需求,进而需要有序、适时调整改县为市;同时也要充分认识到“县制县政”是在中国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稳定性和成熟性应得到充分认识和确认,在城市化综合经济社会发展条件并不具备的情况下,不可盲目追求和攀比撤县设市。

严防一哄而上

早在1981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提出:“以大中城市为依托,形成各类经济中心,组织合理的经济网络。”很快,仅在1983年,就有31个县域改为县级市,新设了7个县级市。从1983年到1986年,是撤县设市第一波高潮。

1993年5月,国务院同意修改撤县设市的标准,明确了适用范围、人口总数、经济指标等。此时,县改市正式进入井喷期。1997年国务院再次叫停审批县改市。但距今最近的一份标准是1993年公布的,新的设市标准至今未出。

“过去,很多地方城市化进程主要以撤县设市、设区来实现。”汪玉凯表示,撤县设市、设区的确能为中心城市营造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可以协调城市与周边县(市)的建设和规划等,利好产业结构的调整,助推当地经济的发展。

“撤县设市、设区是地方政府权力关系的一次大调整。”民政部区划地名研究所原副所长浦善新曾透露,县级政府对于撤县设市有更大的冲动,但撤县设区则是地级市做大城区人口和经济总量的迫切要求,因此不少县是不愿意的。浦善新称,从法律上来讲,县和市辖区都是一级政府,但两者的权力是不一样的,市辖区很多权力上收到了地级市。

“相比之下,县设市对一个地方经济的发展无疑带来正面影响。”贾义猛说,政府的职能机构调整、户籍改革、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一体化,都是县设市后要考虑的问题。“不管现在的县改市(区),还是未来的镇改市,都要坚持成熟一个、批复一个,科学有序地批复,严防城市空心化。”贾义猛说。

对撤县设市担心的还有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冯俏彬。冯俏彬表示,一旦撤县设市放开后,各地对撤县设市的一哄而上,20多年前的“假性城市化”、乱占耕地、权力寻租等诸多问题就会重蹈覆辙,“这是撤县设市应当尽力避免的问题”。

表达类似观点的还有同策咨询研究部总监张宏伟。他表示,尽管撤县设市有利于精简机构,合理配置地区经济、社会资源,但更要高度重视带来的诸多问题,如土地财政、大规模造城等。“这方面我们有过惨重的教训。”贾义猛坚持认为,一个县该撤县设市还是设区,应该由当地的城市化水平和经济结构等客观因素决定,而不能是以一部分官员的意志为转移,做到不超前也不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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